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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英語專業學生翻譯的尷尬你們準備好了嗎

    時間:2012-07-27 15:45來源:未知 作者:admin 點擊:

    英語專業學生翻譯的尷尬你們準備好了嗎

    7月21日,翻譯家王永年在北京去世。這位曾經翻譯過《歐·亨利小說集》、《十日談》、《在路上》、《博爾赫斯全集》,被許多人評為正確、精確、明確的翻譯家,在去世的時候,“除了至親好友,很少人得到消息。直到兩天之后,人們才逐漸聽說,又一位翻譯界的老前輩離開了。”

      翻譯的尷尬,不僅僅表現在一位老翻譯家的身上,近年來,諸如譯者收入微薄、譯作質量下降等說法時有耳聞,究竟翻譯處在一個什么樣的境地?翻譯又出了什么樣的問題?中國翻譯協會社科翻譯委員會副主任李河說:“一個半世紀以來,中國的學術是翻譯支撐下的學術,翻譯活動和中國近代以來社會變化的脈絡息息相關,在中國向現代性轉變的過程中,功不可沒。然而,翻譯在近年來的待遇卻值得思考。”

      一個是道,一個是術

      記者:一直有擔憂當前翻譯狀況的聲音,您怎么看?

      李河:今天,像嚴復、林琴南那樣特別的翻譯大家,當然不容易找到。但這并不能說今天的翻譯一無是處。我們看翻譯家,有兩個方面,一個是道,一個是術。術的方面,比如外語很好,翻譯認真嚴謹,非常準確流暢等,如王永年這樣的翻譯家。而道的方面則不同,在不同的階段,有些翻譯家往往代表了一個時期,比如嚴復,他的翻譯本身并不是完美得無可指摘,現在臺灣有一些論文也在談嚴復翻譯中的問題,但是,嚴復的真正價值,一方面在于他提出了一整套翻譯的理論,另一方面在于他開啟了一個時代,嚴復之前,翻譯多是著重于自然科學、技術層面的內容,從嚴復開始,翻譯涉及人文學科、社會學科、包括政治理論的著作。所以,要評價這樣的翻譯,不僅僅是翻譯本身的問題。

      翻譯是觀念和思想的轉換

      記者:怎么看今天的翻譯和當年翻譯的區別?

      李河:和二十世紀初相比,今天做翻譯的人并不少,翻譯的作品也不少,甚至更多。不同在于,那個時代做學術的,比如梁啟超,或本身就做翻譯,或非常關注翻譯。在那個時代,一大批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,從小受中學的熏陶,后來又深感西學的啟蒙之功,所以對于翻譯非常重視。所以,那時的翻譯家,不僅僅是技術上的翻譯,更重要的是他們得風氣之先,還有引領潮流的作用。

      記者:他們有什么是和現在不同的?

      李河:那個時代有一種信念,他們希望通過這些東西來開啟民智,所以,翻譯不僅是文字的轉換,更是觀念和思想的轉換。有這樣一種虔誠在里面,自然容易出精品。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后,翻譯開始產業化、工業化,粗制濫造的也就多起來了。

      離不開翻譯的中國文明

      記者:翻譯對于社會的重要性何在?

      李河:要評價嚴復那樣產生巨大的社會效應的翻譯家,就要從整個翻譯的歷史看起。中國翻譯史上,有兩次大規模的,直接影響了中國文明骨干構架的翻譯大潮。第一次是漢代開始,到宋代以前800年間,主要是佛經的翻譯,這種大規模的經典轉移在世界上也是前所未有的,這個時代,不僅是民間,官方也一直有專門的翻譯機構,比較知名的翻譯家,有玄奘、鳩摩羅什等,這800年的佛經東傳,對中國文明產生了骨架性的影響。這個階段主要是對印度文化的翻譯,真正開始有規模地和西方文明接觸,是從明代開始,主要代表有利瑪竇、湯若望等,不僅把西方文獻譯成中文,同樣也把中國經典翻譯到歐洲,基本上是內向外向均等,并沒有對中國文明產生骨架性的影響。

      記者:那么第二次是否就是近代以來的翻譯?

      李河:從鴉片戰爭開始,到新中國成立前,這是第二次對中國文明產生骨架性影響的翻譯大潮,大概有幾個階段。最早是從兩次鴉片戰爭以后,同文館的設立,同文館主要是培養翻譯的機構,除此之外,它還教授西方的科學、地理、歷史等,后并入京師大學堂,也就是北大的前身。當時同文館不僅北京有,上海、廣州也都有,和現代大學的起源有很密切的關系。第二階段,從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開始,比較有代表性的翻譯家,如嚴復、張元濟,甚至梁啟超等,他們非常明確地提出,翻譯要開啟民智,出現又一次翻譯的高潮。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翻譯,一方面是馬列編譯館,主要出版馬列著作,另一方面則是商務印書館,主要翻譯西洋哲學。“文革”后又一次出現翻譯的大潮,上個世紀八十年代,大量的西方人文社科著作被翻譯過來,一度形成風潮。

      如丘吉爾評價英國皇家空軍的話一般,“從沒有如此少的人對如此多的人做過如此大的貢獻,但卻得到如此低的評價和如此吝嗇的褒獎”,李河說,翻譯在中國,也可當得起如此評價,但還要加上一句話,“卻得到如此低的待遇”。他說:“那些一輩子矢志于翻譯的人,他們的生活,他們獲得的社會評價,從未如此低下。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中,整個社會都受惠于翻譯,卻給翻譯這么低的待遇,邏輯上也很奇怪。”  所以,李河認為,對于翻譯,技術、質量層面的批評,還是其次,更重要的是,反思翻譯在當前社會中的尷尬處境,或許才能發現翻譯真正的問題所在。

      翻譯支撐下的現代

      記者:近代以來的翻譯活動,其意義何在?

      李河:從鴉片戰爭開始直到現在,一個半世紀以來,中國的學術都是翻譯支撐下的學術,不僅學術,現代學校的建立也深受翻譯活動的影響。可以說,翻譯活動和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遷息息相關,對中華民族文明傳統的基本骨干產生了結構性的影響,如同梁啟超他們所提倡的,翻譯要開啟民智,實際上,這種啟蒙式的作用,確實變成了事實。

      記者:具體的表現在哪里?

      李河:比如說,概念、名詞。翻譯提供的不僅是內容、情節,它還大量提供概念,也就是名詞,許許多多傳統漢語中所沒有的概念和名詞,通過翻譯活動出現在語言之中,可以說,現代漢語中的各種理論術語,超過80%是外來的,是因為翻譯而誕生的。這說明中國文明在從一個大的傳統文明向當代文明轉變的過程中,翻譯功不可沒。例如,一個人說“我是中國人”,150年前和150年后,這同樣的一句話,其內涵是完全不同的,150年前,說“我是中國人”,可能他腦子里除了四書五經、詩詞歌賦、琴棋書畫這些東西之外,少有其他的概念。但是現在,一個人,從小學到中學,到大學,所有接觸的知識、概念、信息等,大部分都是外來的,他說“我是中國人”,肯定和150年前完全不一樣。我做《世界哲學》的時候,曾有個在封面上登了很多年的話題,“誰影響了中國人的觀念?”可能很多人覺得那些是大師、偉人,但是我覺得,翻譯、翻譯家,絕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
      翻譯的作用不比發明小

      記者:常有人批評今天的翻譯不盡如人意,是否如此?

      李河: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至今,這十幾二十年的翻譯,確實有一些值得擔憂的問題,學術評價不高,稿酬不高,產業化、功利化的影響,使得翻譯的處境有些困難。如人文社科方面的翻譯,在量上毫無疑問是增加了,但是質肯定在下降,有剽竊的,以翻譯當作著作,還有粗制濫造的,如“常凱申”、“孟修斯”這樣的笑話也不少。

      記者:為何會出現這一系列的問題?

      李河:從產業化方面說,許多出版機構的逐利行為,導致好的翻譯人才很難留住,一方面翻譯報酬很低,另一方面,對外買版權的時候,往往要買斷,但是翻譯機構買斷后常常忙于他事,合同到了時限的時候,又匆忙翻譯,很多國外的名著因為這個原因被翻譯爛了,別人還不能翻譯了,因為他買斷了。從體制上講,對翻譯的獎勵和認可很少,學術體制中,翻譯是不計入學術成果的,這導致許多做學術研究的人對翻譯不重視,雖然呼吁很多,但沒什么效果。國家對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中都有各種表彰、獎勵,但是那些勤勤懇懇的資深翻譯家,看不到誰表彰他們,其實他們的作用一點兒也不比發明發現小。丘吉爾評價英國皇家空軍的話“從未有過如此少的人對如此多的人做出如此大的貢獻”,用在中國的翻譯上也同樣合適,但卻還得加上一句,“卻得到如此低的待遇”。關鍵是在整個社會如此受惠于翻譯,卻給翻譯這么低的待遇,邏輯上也很奇怪,我想還是心結難解,不是不能,而是不愿意。

      外語教育無助于翻譯

      記者:有人說我們這個全民學外語的社會,卻難有好的翻譯家,問題在哪里?

      李河:對于翻譯,也一直有批評和反彈,有人覺得我們依賴翻譯太多,應該多做自己的學問,不能“言必稱希臘”。這種說法有其道理,翻譯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復制,所以不能光有復制,光跟在別人后面,也要有自己的思考。這種說法固然沒有問題,但是說翻譯過度,卻絕對是錯誤的。

      記者:錯誤在哪里?

      李河:首先,一個半世紀以來,我們的民族是一個學習性的民族,否定翻譯之功,其實是丟掉學習的傳統。其次,外語教育無助于翻譯,并不是學外語無用,恰恰相反,究竟我們是怎么學外語的,這才值得思考。

      記者:外語教育一直有人反對。

      李河:我覺得關鍵還是教育理念的問題。我們的外語教育,只教術,不教道。比如說王永年,他是圣約翰學校畢業,很多像他這樣從教會學校學習過的人,學習的不僅僅是語言本身,而是整個西方文化。而我們的外語教育,一個學生英語專業本科畢業,甚至研究生畢業,學了一肚子語言,但是對于西方的文化、思想、哲學等著作,可能連一本都沒讀過。對那些著名的作者、思想家,和他們的作品,可能一無所知,這怎么可能真正理解外語,更不用說翻譯了。所以,我們的教育是純粹從工具意義上理解語言,沒有思想、文化這些道的層面的交流,這種語言是死語言,毫無用處。所以,才有一個人從小學到大學,學了十幾二十年外語,卻覺得無用。所以,真正要思考的,是為什么學了這么多年外語卻沒用,語言不是工具,文以載道,道沒了,只剩了外殼,又用這些外殼教育下一代,最后連皮毛都沒有了。

      從未被翻譯的作品

      記者:除了教育的因素之外,還有其他什么原因造成翻譯的困境?

      李河:要說比較重要的,我想,我們翻譯了很多著作、作品,但有一個最重要的作品沒有翻譯過來。

      記者:什么作品?

      李河:那就是學術體制,學術體制也是一個作品,而且是公共性非常強的作品。在學術的研究中,不僅要有個人的思考和觀點,還要有學術共同體。我們的學術共同體,是集體自言自語,研究者之間互相絕口不提,不會互相援引、批評。有人說我們的學術研究言必稱希臘,沒有自己的思考和主張,其實也是學術共同體沒有被翻譯過來的結果。在一個成熟的學術共同體中,學者之間肯定會互相援引、批評彼此的觀點,這樣有助于互相促進,最終推動學術的發展。但是我們學者開會寫文章,一引用就必然是西方,周邊的人絕不會引,不引的原因可能有兩個,一個是不承認,另外一個是覺得翻譯過來的學術才是真學術,身邊熟悉的研究者做的學問水準不高。不論是哪一種,其實都變成了一種集體的自言自語,因為你援引西方的學術,贊同也罷批評也好,人家根本就不知道,而周邊學者的成果,卻無人援引、批評。所以,一個成熟的學術共同體,是我們最需要翻譯過來的,卻恰恰從未真正翻譯過來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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